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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师德失范行为的归正对策研究
2014-10-23 14:52 校工会  审核人:

(云南师范大学 吴剑平)

摘要:师德是高校网络得以形成的核心价值,是高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当前高校中存在的师德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发展,扭曲了高校系统内资源的配置,使得高校内资源的使用呈现出“负帕累托改进”的趋势。为了提高高校资源使用效率,促进高校的发展,应对失范的高校师德行为予以归正。基于此目的,本文首先通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师德予以界定,并在此基础对师德失范的社会表现行为予以表征,其次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高校师德失范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从“社会环境、高校管理制度、高校教师”三个层次来提出归正师德失范的对策。

关键词:师德失范;行为预期;制度收益;信号传递

人类社会社会系统网络纷繁复杂。但这个网络得以成立,是由简单“公设”的核心价值的流布下行而来。同样如此,高校的系统网络,也是有几条简单的核心价值流布下行而来,那就是:道德、理性、信念。道德作为高校系统网络得以建立的基础,对于高校的存在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校系统中,教师和学生作为高校活动的主体,他们在道德的坚守和传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教师在道德的坚守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特出的就是师德的失范问题。师德的失范,导致了高校得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因此如何将失范的师德重新归正,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师德失范的界定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辞海中,认为道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道德包括职业道德和一般社会道德。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教师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因此师德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在教师这个群体中,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行为规范。师德是教师职业素质的灵魂和核心。

而"道德失范" 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伦理原则体系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个人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师德是道德的一种,师德的失范本质是道德上的失范。师德的失范是指教师的行为和表现超出了师德规范所要求的范围,使得教师行为无序性和不确定在增加,表现为高校管理活动中“墒”值的提升。

当前很多学者,将师德的失范作为解释高校系统中教师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师德作为意识形态一种,它是教师行为和教师行为失范存在直接的反映。因此师德失范不是教师行为失范的原因,而恰恰是其行为失范后结果的表征。高校师德失范表征出在高校这个系统中,教师精神层面出现的某种危机和剧烈的价值冲突。各种价值观念在冲突过程中,没有一个价值观占到压倒其他价值观的优势地位,由此导致了价值观的混乱。而对师德的界定中,尤其强调教师群体价值观的“约定俗成”,而现在教师群体并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为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所以才产生了思想的混乱,道德的失范。

二、师德失范的表现

当前师德失范行为不仅仅是存在于理论上的分析,而且还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重视教书,忽视育人。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将高校看成一个以金钱交换一己求职资格或技能的地方。而在市场经济的压力下,更多的高校仅将自己定位成传授在劳动市场上“有用”的知识的培训机构,而忘记了大学应当是一个学习道德、正义、信仰的地方。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的高校教师,将自己看成在教育市场上,出卖知识的交易人。把知识仅仅当作谋取个人前程的手段,传授给愿意出钱交换这种知识的学生。至于学生们以后把知识派作什么用途,则完全不干这些当老师的事。古希腊曾有一位叫高尔吉亚(Gorgias)人说过:“学习摔跤的毕业以后是参加体育竞赛,还是殴打父母朋友,那不关老师的事”。而事实上老师,尤其是高校的老师,不仅仅是传授专门知识的“专家,更应该是社会道德的“守门人”(gatekeepers),不是给是给大学看守钱库的的人,而是为大学教育坚守基本理念和人文原则的人。

(二)注重功利,淡漠奉献。有些高校教师,并不敬畏教师。仅仅将教师看成是一份“职业”,而不是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状态。显然这样的理解是有所偏差的。教师这个词语,从诞生之日起 ,就被赋予了无上的荣光,当然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道德责任。从伦理学上说,当你控制一个人的幸福、命运和利益时,你就对这个人负有一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而教师的行为对学生以后的命运和幸福都有影响,自然要对学生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因此教师工作的性质,要求教师承载着普通人对他们更多的期待和信任。这就要求从事教师的人,要有更多的奉献和爱心,将其看成是值得奉献的“事业”,而不能仅仅是谋生的“职业”。

(三)学术腐败,治学态度不端正。近年来,一些浮躁的不良风气在高校中逐渐蔓延,学术研究违规,学术道德失范,主要表现形式有: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学术泡沫、浮夸浮躁、任意署名、评审不公等。少数高校出现学术腐败、导师经济、炒作学问、变相卖文凭、学术商品化、教师老板化、学生雇员化等种种不良现象。这种种不良行为,证明了高校中某些老师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其行为已经偏离正常的师德要求的范围,出现了混乱与无序,是师德失范的表现。

三、师德失范的原因探析

高校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生态学认为任何一个因子在系统结构中的运行,都与其他相关因子紧密联系。因此师德的失范,与社会大系统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系统原理,我们可将师德失范的原因,分为宏观环境、中观制度、微观个人三个层次来分析。

(一)宏观:社会环境

第一,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影响了人们对成功的判断。市场经济承认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它通过调动每个人内心欲望,去尽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有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中,如何判断个人的价值、贡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中,衡量一个价值大小往往被简单化一系列可以定量比较的的数字。比如金钱、收入、房子等一切可量化的物品。而个人品德、情操、美德这或者由于不具有可量化,或者个人对此的体验不同,因此并没有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首要因素。高校教师作为社会中一份子,他的行为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评判标准的影响,在注重量化、物化的标准下,高校老师的行为也在此标准下发生偏移,使得失范成为可能。

第二,社会转型期所导致的思想观念的混乱。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由传统型社会逐渐迈入现代性社会。在这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下,必然要经历“体制混变”和“观念混变”阶段。体制混变致使社会个体在面临与解决特定问题时陷入无章可循、有章难依或随意择章的“无范”境地;而在“观念混变”状态中,衡量观念的是非标准或优劣尺度模糊不清,往往造成价值观念多元化,缺乏公众认同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权威的社会道德理想,致使社会成员感到困惑和迷惘,产生选择困难,对事物产生错误评价,做出失范行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旧的传统正在消亡,而新的社会价值尚未建立的的“价值真空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仅高校师德会发生失范,而且社会其他道德失范也在发生。

(二)中观:管理制度

不可否认社会环境会对个人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具体的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影响更为重要。制度通过奖惩的示范作用,对受制度影响的个人行为进行调节。当前高校中,某些师德失范与高校的具体制度有着重要的关联。

“教书育人”是每个教师的天职,“教书”和“育人”都是高校教师的目标。但是老师所拥有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因此他必须在这种双目标的行为中,进行决策。而高校教师作为理性人,在决策时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时候高校主管机关对“教书”和“育人”行为的评价,就成了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在教育产业化的浪潮后,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产学研”相结合办学思路和“科研先导”的口号,有的高校(尤其是定位为科研型的“985”高校)为了把这一口号落到实处,不再以传道、解惑、授业做为教师的终级目标,而是以科研项目、论文发表作为衡量教师成绩的标准,对教师的道德状况只作模糊的评价。同时,由于在对师德的评价过程中,缺乏一套切实可行、公正科学的师德评价体系,使得对教师道德评价,还难做到公正客观。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使得高校老师在“教书”和“育人”两项目标之间,不可避免的倾向于前者。

(三)微观:教师个人

无论是高校所在的社会环境,还是高校的具体管理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最终会通过其决策来实现。因此教师的个人因素,对高校师德失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个人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心理负担、生活压力、教学水平、思想素质等。当前面对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尤其是职称考核的压力以及社会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一些教师产生心理冲突和压抑感。当人的情绪状态处于低点而又没能有效进行心理调控时,就会影响教师积极性的发挥,表现为:教学水平的下降、对学生的忽视甚至还包括教学过程中的情绪失控。其次,高校教师的生活压力也影响师德建设。不少高校近年来实行了岗位津贴制度,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教师的收入,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收入状况、住房条件、医疗保健等与其他行业相比更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些生活中、家庭中的经济压力,会影响其对行为的决策,做出有违师德的行为。最后,高校在新进老师的甄选中,忽视了对教师品德考虑。现在的高校在选择青年教师,往往过于重视教师的科研能力,在选拔时更多的是注重应聘人员的科研成果、科研能力,而对老师自身的思想素质却忽视了。这就会不可避免的将一些“智商高、情商低”的人选进高校,而导致了师德水平的下降。

四、师德的归正对策

高校是社会巨系统中的子系统。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系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善,仅仅从子系统的高校入手,归正高校师德的功效不但事倍功半,而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完成对高校师德失范行为的归正,就不能仅限于高校系统内部,而应该将高校放到社会大系统中,运用“顶层设计“的思想,从高于高校师德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价值观入手,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努力,方能有效的归正高校的师德行为。

(一)对社会整体风气的归正

师德是社会道德一种。社会道德风气的整体失范,会影响到师德失范的归正。社会道德的失范具有涟漪效应,即社会中的道德风气往往由社会中的某些人首先发起,然后通过社会系统的网络链的传播,犹如涟漪一样,从最先开始的那点,慢慢扩展到整个社会。无论是正面的道德风范,还是负面的道德失范,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原理和时间过程。而我们通常认为,政府的行政道德领社会风气之先,社会风气的改变往往是由行政道德改善而来。所以我们在归正师德的过程中,尤其应注重政府的行政道德的改变,要发挥行政领导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其在道德行为、思想观念的言传身教,将正义的、善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道德风范通过行政领导的所作所为,慢慢的以涟漪效应扩散到社会,进而改变整体社会的精神风貌。只有整体社会风气的纯净,师德的归正才有可能性。

(二)对高校管理制度的归正

作为理性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人们行动的开始和最终决策的落脚点。因此为限制人类在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毁灭人类本身,人们创建了制度与道德。从表面上看,制度与道德限制了人们的选择,但从最终的效果看他们还是增进了人类社会的利益,或者说改善了人类社会的资源配置。所以在归正高校的师德行为中,必须要将制度与道德相结合。一高校管理制度应将教师的个人利益和师德的遵循相结合,进而降低该制度的执行成本。如果高校的管理制度能将师德的正外部效应予以内化化,增进教师的自身利益,这会降低该制度的执行成本,反之如果高校管理制度的设计没有将教师师德收益内在化的话,那外在于制度之外的潜在收益,将会诱使很多教师放弃其职业道德修养,做出违背师德之行为,以追逐潜在收益。二高校的管理制度必须与高校师德相辅相成。实践证明如果政策、法律、制度与社会风俗、价值判断相符,则该制度的执行成本较低,执行效率较好,如对随地吐痰的管理条例。相反,如果政策、法律、制度与社会风俗、价值判断相违背的话,则制度的执行成本与监督成本较高, 制度的效率较低,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对过春节禁止燃放鞭炮的管理。因此在高校的管理过程中,其管理制度的设计必须要以师德为核心价值理念,让师德成为协助高校管理制度的助手。三高校的管理应具有一定的弹性。由于制度具有刚性的特性,因此限制了其作用的范围,尤其是在复杂活动的边际管理上更不具有效用。任何的制度设计都存在管理精度与管理宽度的平衡。如果制度的设计过于刚性,追求管理精度,虽然可以做到专而精,但却限制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增加了成本,反之如果管理制度的设计过于弹性,实现了管理宽度的目标,但却失至于管理精度之要求,同样降低了制度的效率。举例而言,如在当前高校中对教师的评价。主要以“项目、论文”为评价标准。由于其评价制度具有精确的指向性、实现管理精度的目标,但同时也限制了其评价所能适用的广度,不能将此作为对整个教师评价的全部。因此在对教师的评价制度中,“不仅要看教师的科研成绩、专业知识,也要将其师德表现、学生、同行对其的认可,作为评价指标,并且在整个评价体系中的权重要不断的加大,通过改变激励因素,进而影响教师的行为决策。当然师德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要将其化为可行的客观评价标准,将增加一定的交易成本,但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将师德的价值判断变为几条最基本的行为红线,越过红线,则要受到严重的惩罚。这些红线应包括:学术不端行为、生活作风等。所以高校的管理,不仅要有刚性的管理制度,也应有较为弹性的社会规范作为管理手段。刚性制度的管理精度有余,而管理宽度较为欠缺。而弹性的师德规范,则可以有效的弥补制度缺位的管理领域

(三)对教师思想与行为的归正

高校教师是师德归正的主体。如果高校教师对师德归正没有真正的认同,其行为的改善是要花费极大的成本。所以高校教师对师德归正的重要性,要有真正的认同,而不是因为在评价标准中师德指标权数的加重。认同可以分为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是因为我是高校教师,是高校组织的人,必须对其行为简单的认同,而价值认同是积极主动的选择参与认同的过程。而在高校师德的认同中,高校教师必须要对师德的重要性是价值的认同,只有这样才会从内心深处反思自己的行为,维护师德的尊严。

对教师行为的归正,主要基于以下一些作用:一教师行为预期的归正。与第三方执行的制度不同,师德作为社会规范,其执行必须依赖共同体中多数成员的执行。而共同体成员的执行源于其对其他共同体成员的行为预期。即:“我知道你也会遵循师德;你也知道我会遵循师德,我也知道你知道我会遵循师德,而且你也知道我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会遵循师德”。按照此思维逻辑,所有共同体成员都会遵循相关的社会规范即师德的要求。二教师行为激励机制的归正。制度的激励机制的实施,依赖对个体行为信息的收集。只有清楚地收集个体的行为信息,才能按照制度的规定予以激励。但如果个体行为的信息难以收集和观察时,则制度的激励效应则会无效。而社会道德、规范则可以有效的避免此困扰。因为社会规范的实施是依赖于共同体的行为,任何个体的行为都在所有共同体成员的监督之下,因此其行为信息较为清楚,这一方面提升了其遵循社会规范的收益,反之如果其实施了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成本也相应的增加,因此可以保证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师德作为高校教师共同的社会规范,同样具有其效应,所以高校教师个体行为的归正,同理也可以归正高校师德。三教师行为的信号传递归正。为什么在高校管理过程中,高校教师行为的信号传递如此重要?因为个体的信息具有不对称之特征。个体在对自身道德的判断相对于他人而言,具有较强的信息优势。而作为局外人,无从对整体高校师德情况予以评价,只能通过已公布的个体行为信号予以判断,这通常会出现误判的情况,使得师德高尚的个体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如果信息传递成本的过大(即表达或者传递个人行为信息的困难程度较大),会使得所谓的“好人”(师德高尚者)与“坏人”(不遵循师德者)出现混同均衡(简单而言,即好人坏人的行为离异度较小,分不清楚),如果信号传递的成本较小(即表达或者传递个人行为信息的困难程度较小),则“好人”(师德高尚者)与“坏人”(不遵循师德者)出现分离均衡(即好人与坏人的行为离异较大,人们较容易区分)。所以通过教师行为信号的传递归正,可以有效的避免“好人”与“坏人”的混淆,进而归正教师的师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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